好在朝廷还有个吏部，而现在又是张商英和时彦主持吏部工作，对政绩简历官声审核的相对严格。
吏部的确杜绝不了贪官，但是这样的审核制度能让大多数上进的官员吃相不要太难看，需要官员们掌握一个平衡点，如果太过分带起坏名声、带起较大的事件，虽然士大夫免死，但是大宋没说过士大夫可以一直升官，较严重的任期结束就靠边休息了，是的不会罢官，但是就等着领取点干工资混吃等死。
对于官员这个阶级来说，相比金钱利益，其实政治利益和官位对他们更重要。于是乎，这就是朝廷诸公的重要性，有一个好的吏部尚书，大宋一亿子民的生活就能上半个台阶。现在能指望的，就是时文彬的伯伯多活几年，将来他挂了，无论如何要把张商英推上位。这是吏部的重要性。
刑部这个部门来说是针对民的，不是针对官。因为大宋的政治制度导致他们不会去查官。但某种程度上，依据宰相定下的政策，刑部的相公能在一定程度上节制官员的丧心病狂。比方说但凡斩刑原则上要提刑司审核，涉及数量超过三人的，一般要由提刑司上报刑部审核。
这虽然蛋疼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节制官员悠着些的举措。因为若是天下的官员都如猪肉平一样可以胡乱挥舞屠刀，那么他们就能掩盖非常多的坏事，然后吃相太难看的时候就容易压制住各种消息，事件一般不会报出来。
这就是法律对政治的妥协。拥有他的时代意义，也是大宋政权不建议随意判处斩刑的原因。更是赵匡胤这个政治鬼才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另外一种形式。
很简单的道理，若是能够随便斩民、随便弄死下级官吏，那么手握军政法三权的封疆大吏只要一年，就能轻易的把治下变为国中之国。
在整个古代历史岁月中，大宋的山贼土匪最多，罪犯最猖獗，官府最懦弱。一部分原因就是官员免死而后不作为、民权相对过大造成的。这是坏处。但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它也有好处：老百姓相对敢说话敢诉求，甚至敢上梁山。这倒逼了整个官僚体系“悠着点”，其后造就商品经济、科工业的全面开花。
是的大宋有他的奇葩之处，这么低效贪腐的官僚体系显得根深蒂固，但它是唯一的一个到亡国时候，也没有发生全国性农民起义的一个王朝。
赵匡胤是个拿走恩人江山的小人，立国的过程非常的不正义。他弟弟赵光义也是人品非常低贱的大棒槌。但是这两家伙最大的优点：都是杰出政治家，于政治构架的建设上有独到心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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