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，御术（即对车和马的驾驭技术）的高低，决定了马的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应用，所以“御”和礼、乐、射、书、数一起，被列为先秦士大夫必备的生存技能。高明的御手甚至能因御术而跻身权贵，周穆王的御手造父，传说就是因为“长驱归周”，“一日千里”，使西游昆仑的穆王及时回师平叛而最终发迹的。
秦皇汉武之所以成就霸业，也与其重视大型役畜这一战略资源不无关系。商鞅变法的主旨即为“耕”与“战”，所以役畜就显得尤其重要。当时“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”的重刑，既反映了国家对官牛资源的保护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农业社会对役畜的迫切需求。
汉朝大力发展马政，才得以建立了行动迅速而灵活的骑兵部队，与匈奴骑兵的速度缩短了差距，而且也解决了粮草供应和辎重运输问题，使得汉军能够深入大漠腹地追击匈奴。
明朝饱受蒙古侵扰，因此非常重视马政，动辄即高呼“国之大事在戎，戎之大用在马”。明代尽管重视马政，但至宣德年间即自告废弛，宋、明两朝先后亡于蒙古和满族铁骑，与战马偏少而质劣不无关系。
为了使役畜的强大驱动力在战争期间发挥出来，秦朝实行“车同轨”，还“为驰道于天下”，以便能在必要时以最快的速度向各地投放武力。
牛对运输与农耕的重要性，甚至超过了马。虽然马也可以“牵犁耜，驾粪车，辟土沃田”，但在绝大多数时候，这些工作是由更温顺、更易养活的牛来完成的。
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《厩苑律》表明，秦国曾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，对养牛户的牛进行肥瘦评比，主管养牛任务的田啬夫会因此而受到奖惩。
东汉名士应劭把耕牛保有量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准，声称“牛乃耕农之本，百姓所仰，为用最大，国家之为强弱也”。
武则天当政时期，曾大购牛羊，“以广军资”。她的大臣张廷皀将耕牛视为社会运行的枢纽，指出“君所恃在民，民所恃在食，食所资在耕，耕所资在牛，牛废则耕废，耕废则食去，食去则民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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